1982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邓亲自担任中顾委主任。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存在到1992年，包括邓在内的开国一代中共领导人们，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

尽管中顾委已经撤销三十余载，但那些声名显赫的党内长辈们，依旧在暗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即便其中有些人已无法发声，他们偶尔在报刊或网络上的文章，依旧能激起热烈的讨论，唤起人们对他们在中国政治中影响力的警觉。在这三十余年间，这些长辈们不自觉地转化成了各式各样的象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致力于探寻历史真相，因为历史往往对现实产生深远影响。他们依旧勤于思考，坚守己见，甚至公开辩论，立场鲜明。而这些分歧，往往正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多元面貌的缩影。

2000年的一天，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1993年10月19日，十四大闭幕后，第一大悬念才解开：邓小平来了。这位大会特邀代表，以接见全体代表的方式出现。《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写道：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他“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无疑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退休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特邀代表，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安排，享有着与正式代表同等权利，亦是党的前辈们在政治舞台上难得一见的风采。自1987年十三大以来，每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均会安排40至60名特邀代表参与。

昔日的中顾委成员，自中顾委被撤销以来，以该身份公开露面的，寥寥无几。

1997年9月，身为特邀代表参加十五大的前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特地约请《人民日报》的记者，倾诉一位资深党员的衷心祝愿。报道中提到，宋老言辞激昂，情绪越发高涨，以至于他坚持从轮椅上起身，亲自步履一段。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薄先后协助邓小平、陈云，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在原中顾委成员中，众多前省级主要领导人亦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名字尤为人们所熟知。1985年，他作出了彻底退出的决定，甚至未担任省顾委主任一职。按照常规，任仲夷并未被组织纳入1987年十三大代表候选人的行列，却意外地得到了数百名党员的共同推荐，并最终全票当选。随后，他又以高票连续当选，直至2002年的十六大，从而成为党代会历史上参会次数最多、年龄最大的正式代表。

2002年十六大，88岁的任仲夷在卫生间被中外媒体包围。他在会上重复自己在十五大时所引用过的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老人还不忘其一贯的幽默：“三个代表”要当一辈子，党代表不能只在开会期间当一次。任仲夷每次参会都被期待着发言。

或许是在退休后拥有了充裕的闲暇时光，这些长者们的兴趣爱好得以被全面挖掘。

诸多非政治色彩的“中”字头组织，偶尔能见到老一辈干部的身影，他们或许担任会长、名誉会长，亦或是挂职顾问。

前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李力安曾执掌“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的帅印，其前席则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

开国上将肖克在老年之际，亦成就斐然于文学领域。他以诗人与书法家的身份，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终得出版，更荣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的殊荣。上将吕正操亦曾长期执掌中国网球协会的帅印，即便在88岁高龄，他每周仍坚持进行四五场网球比赛，每场耗时约一两个小时，其运动之毅力与强度令人惊叹。

经济学家于光远以其对玩学领域的深入研究，自诩为“大玩学家”。此外，他还积极推广“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并成功举办了“中华麻将公开赛”。

老人们更是推动了举世瞩目的文化巨著。肖克倡议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亲自担任主编，编纂了《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计101卷，篇幅超过4000万字。这部巨著汇聚了全国近200位专家学者，历经8年的辛勤努力，于1998年正式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自为该书题写题词，并撰写了序言。

在党内，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是较早主动撰写回忆录的中共高层官员。他1988年之后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党史研究和著述，已出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1年上卷、1993年下卷）、《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6年上卷）等。前者是带有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涉及了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后者则是薄一波个人回忆录。

玉泉山上的“写作团队”至今依然活跃，与之相似的机构亦为数不少。在党内，对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领袖级人物的著作，中央文献研究室设有专门的编纂研究部门；而对于其他领导人，若需，亦可经中央批准，设立专门的编纂机构。

在1992年，随着党的十四大的圆满落幕，中顾委的使命宣告结束并被撤销。在此过程中，绝大多数老同志选择了彻底隐退，然而，其中亦不乏例外之人。

在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华清，一位年逾古稀的资深中顾委委员，以76岁的高龄荣膺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军委副主席之职，成为江泽民同志的军事智囊，辅佐其直至1998年卸任。近年来，随着我国制造航母的消息屡见报端，这位被誉为“中国航母之父”的刘华清先生，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部分老年人被纳入政治团体的行列，以“半官方”或“非官方”的身份持续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已故的原上海市长汪道涵于1991年11月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首任会长一职，直至2005年12月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所采用的宴请畅谈的交流方式，已然成为一段佳话。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朱穆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没有主权，哪来的人权。所以还是邓小平说得好：‘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1990年后，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尽管多数人因年龄、身体状况或其他特殊原因而隐居简出，他们却依然对政治动态和时局变迁保持着极高的关注。

自1987年卸任以来，上将张爱萍鲜少参与官方的政治活动，转而沉醉于诗词歌赋的研讨。在其子张胜于2008年所著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提及了1989年之后的情形。当时，张爱萍在报纸上目睹了河南南街村重拾集体化道路，并创造了“无腐败”、“共同富裕”等令人瞩目的奇迹。激于感慨，他向《人民日报》及中央电视台致信，表达了对这一现象的关注。遗憾的是，《人民日报》虽刊登了他的来信，但中央电视台却未予以播出。对此，性格执着的张爱萍决定亲自前往南街村进行实地考察。

张胜提及，其父曾亲自致电中央部门的相关人士，然而对方并未给出明确的回应。在与父亲的意见不合时，他质疑道：“您为何如此热衷于推动南街村的发展，难道这真是未来的道路吗？”张胜在文中感慨，“我认为父亲确实年纪大了，他似乎已经无法准确把握当下的政治环境，他显得过于固执、单纯，甚至显得有些与时代脱节。”95岁高龄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对于当前的社会风气表达了不满之情。据其女儿汪延群透露，他认为“时代已经倒退”，人们纷纷“沉溺于金钱的诱惑”。近期，他也对利比亚问题表示关注，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打击却声称“合理”。

汪东兴每日必览《人民日报》全文，此外，《环球时报》与《南街村报》亦是其阅读清单。这些阅读内容几乎占据了其每日四小时的宝贵时光。近期，他开始潜心研读毛泽东选集，每当遇到困惑，便会从中寻求解答。

老干部们频繁受邀参与地方的“考察指导”活动，因而他们的晚年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公众的关注。

汪东兴每年必定外出参加的活动，是在毛泽东诞辰日和忌辰日，去毛主席纪念堂。至于去地方上“考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知道地方花了多少招待费之后，汪东兴再也不去了。“到省里必须派个什么人来陪，吃饭也陪，做这个也陪那个也陪，这种规矩我爸就很反感。”他后来也不去公园散步了，老人对他的警卫需要买票进公园忿忿不平，在他的意识里，“公园是国家的，人人都应该平等”。汪延群说。

2004年3月，任仲夷忽然传令儿子将庭院中的门槛锯去，原来，他的挚友于光远即将从北京乘机抵至。

自2005年遭遇两次脑血栓以来，于光远先生已基本告别了频繁的外出。在此之前，他甚至以“坐轮椅飞天下”的姿态，每月平均出差达两次。尽管于光远先生已经退休，但他的前秘书胡冀燕女士依然每日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她感叹道：“他（于光远）的事情依旧繁多。”众多年迈的长者，将晚年时光大量投入到公开的学术思想活动中。“任老在世时，几乎每场研讨会他都亲自参与。”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的关山官员这样说道，“尽管有人认为他高调，但我觉得这背后更多的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广东众多年轻学者与新闻工作者，也都曾与他有过交流。

任仲夷擅长将敏感话题处理得颇具灵活性。例如，他对“和谐社会”的阐释独到：“和”字左侧是“禾”，右侧为“口”，寓意着人人有饭可食；“谐”字左侧为“言”，右侧是“皆”，象征着人人享有言论自由。此外，他坚信稳定并非静态的静止，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唯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不仅对我如此，即便在许多人面前，他亦毫不遮掩，表现得非常坦荡，已经无所畏惧。”曾为任仲夷进行大量口述的关山如此评价。

各项议题均聚焦于国家发展的方向，然而，由于对历史与政治的诠释各有差异，老人们分化成了若干不同的群体。

一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老人，经常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任仲夷关于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一篇谈话，2004年曾在《炎黄春秋》等多家刊物上同时刊发，反响强烈。任仲夷认为，可以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原中顾委委员朱穆之，2009年则在《求是》杂志所属的《红旗文稿》上发表文章《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称“所谓西方民主，不仅中国人民早就看透唾弃，现在也日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破产”。

身为历史的见证者，他们时常在党史的诸多细节上，或明或暗地提出质疑，对彼此的观点有所指摘，此类现象主要反映在个人所撰写的回忆录或传记之中。

2006年，前中宣部部长邓力群推出了自己的自传。在序言中，他如此叙述：“步入晚年，竟意外地成为公众人物。诸多评论，包括某些文字以及境内外媒体的报道，不时地将我描绘成僵化保守与‘左’倾路线的代表。其中不乏侮辱性的言辞。面对这些，我总是付之一笑。”然而，邓力群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自述观点，却遭到了反驳。这本以记录历史为主的杂志即将迎来创刊20周年的庆典，它是在1991年由中顾委常委、开国上将肖克的支持下创办的。杂志的顾问团由四位原中顾委委员组成，他们分别是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他们不仅是顾问，更是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肖克为该杂志确立了“求实存真”的宗旨。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表示，老将军虽不过问杂志社的具体事务，却会亲自审阅关键稿件。1994年，得益于他的支持，该杂志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表了纪念胡耀邦同志的文章。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座谈会，以纪念胡耀邦同志九十周年诞辰。

汪东兴的子女们正着手撰写他的回忆录，目前已顺利完成了首部。汪延群透露，汪东兴亲身参与了终结“四人帮”的历史行动，然而，他对“四人帮”的定论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保留，并对一些人对“文革”的淡化处理表示了批评。

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历史的探究常常引发诸多争议，然而，党史学界普遍认为，史料的不断丰富能够助力真相愈发清晰，呈现出“越辩越明”的趋势。

2004年，著作《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问世，在后续的再版中，出版社公开发表了一则声明，向吴桂贤同志表达由衷的歉意。在口述内容中，吴德提及了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随‘四人帮’而行”，此言激起了吴桂贤的不满，她遂将此事诉诸法律途径。

自2008年亲人离世以来，杜润生虽常年居于病榻，却始终未曾停止为农民的利益发声。

在2011年首月，《财经》期刊对一位年近百岁的长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中，记者在稿件上提出问题：“您曾提及，中国必须跨越两重难关：民主与市场。您认为，农民的未来道路应如何选择？”杜润生在“民主关”与“市场关”字样后，笔锋一转，留下了“自由关”三个字。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头儿”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年，当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评价原社科院院长胡绳。《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曾被评价为“两头真”。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张劲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个原中顾委常委。上文为其自编的《嘤鸣·友声》文集自序，其中收录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的3篇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这样的遗言。晚年的陆定一，住在北京医院十余年。《陆定一文集》编者陈清泉曾回忆，1990年底，陆定一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自序，就此搁笔，至去世，这位担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的“党内才子”，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他晚年对新闻工作不满意。”他的儿子陆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至今仍被大学教材采用的“新闻”一词的定义者，陆定一反对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口号。

十年光阴逝去，陆德整理并发布了陆定一晚年的若干反思。其中强调，在处理历史问题与制定政策时，应当“粗而不宜过细”，而在分析历史教训并总结经验时，则需“细致而不宜草率”；在惩治党内腐败问题上，仅仅依靠“自律”是不够的，还需借助“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的力量；对于党的“双百”方针，应当采用“二元论”的视角进行解读，而非仅以阶级斗争的“一元论”作为指导思想；“自由”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价值之一，对自由与民主的探讨，应当是“扬弃”而非“抛弃”。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